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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忽视的儿童人权正义,该由谁替弱势孩子发声

2020-08-03 12:03| 发布者: 评测现实| 查看: 154| 评论: {php} echo

一个小小圆润的大眼透露想家的念头,诚诚在两岁时遭到弃养,被儿福联盟安置,进入保母之家,每天下午五点一到,看着身旁同年龄的孩子一个个被自己的爸妈接走,自己却独自一人仍待在保母之家,一直期待有一天会有人来带他离开暂留的保母之家,回到一个真正专属于自己的家。

像诚诚这样的弃养儿童案例,你知道在台湾还有多少吗?根据儿盟统计资料,平均每天有1.3个孩子面临被弃养问题,2015年收到458通出养谘询电话。以2015年儿盟的出养谘询案件来看,出养原因前三名为:经济无法负担(79.5%)、家人无法提供助力(68.8%)、未婚生子(52.9%)。

被忽视的儿童人权正义,该由谁替弱势孩子发声

孩子自离开母体,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自行生存力的,必须透过家庭细心照料,才能懂得自主生存进食、爬行、走路等。长大后,透过家庭的关係建立,培养进入庞大的社会体系。当缺乏健全家庭,多数孩童因疏于照顾,容易产生「分离焦虑」症状,比起一般孩子更加敏感与不安,未来孩子要进入複杂的社会体系内,容易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。

作为一个尚无法理解世界运作模式,以及自我表达完整能力的族群阶层,儿童早已被国际公认为是弱势的族群之一,应该拥有同等基本的人权对待。国际上,在1924年国际联盟(前联合国)通过日内瓦宣言,是史上第一份与儿童权利直接相关的国际文件,明列了儿童应受保障的基本权利。但此文件仅属宣示性质,并不具拘束力。直到1979年,波兰首次提出为儿童制定国际公约想法,儿童权利公约才开始正式获得联合国的讨论,并于后通过。不论各国的文化背景或是对于儿童的传统观念为何,儿童权利公约係代表国际的共识,也是儿童权利保障的最低标準。

被忽视的儿童人权正义,该由谁替弱势孩子发声

就台湾儿童法治起源来看,于民国62年起建立时,几乎未能给予有效且完整的保护,也未有人真正为儿童人权正义进行监督。儿盟白丽芳社工处处长提及早期的出养规範是走契约制,只要双方大人同意,签妥合约就能获得法院认定。但这样的机制底下其实有很大的漏洞,大人之间的协议是否涉及自身利益考量,而非考虑孩童本身的权益安排。举例来说,过去社会,大多来自长辈间的私相授受安排,或着中间人为赚取获利,未能实质将双方家庭状况全然秉告,包括孩子健康问题、对方家庭的思想健全状况等,都是游走于法律漏洞底下看不见的问题,却深深影响孩童的未来生存权益。

直到儿盟创办人林志嘉等人于民国80年自发性拟出「儿童福利联盟儿童福利法修正案」,并顺利通过,才为孩童收养制度建立基本监督流程。当法官接到收养案件,不可再只看双方合约签署,必须将案件送交社侦评估单位,进行流程审查,包括孩子健康、双方家庭状况等多层基本考量,才能认可案件。到了民国92年建立了出养必要性评估的法案,在非必要性的状况下,不可随便任意将孩童出养,需经过裁定判断孩子无法在既有家庭生活,才可开案。但直到民国101年政府才真正废除私下收养的机制,给予儿童真正的基本人权法治。

但儘管有法治存在,却依旧无法全面包覆孩童权益,因此,儿盟希望同步从社会民间串起完善机制,让孩童保护伞建立得更加强壮,进而有了出养服务、失蹤儿童协寻服务、弃儿保护服务、托育谘询服务等,让无法被法治触及保障到的孩子,也有机会碰上一双救援的手。

被忽视的儿童人权正义,该由谁替弱势孩子发声

孩子从出生后需要有健全的家庭照护,作为第一层保障,儿福联盟重视这层保护。因此,每年儿盟推出「助我长大,帮我找家」计画,为了让被弃养孩子在找到领养家庭前,能在寄养保母之家获得妥善24小时照顾,过度没有稳定爸妈照顾的期间,避免孩子在没有家庭观念下,就进入收养家庭,容易产生的适应上问题;同时,针对有特殊需求的等家宝宝(身心迟缓等相关症状),也需投入大笔经费与心力,让孩子提早进入治疗课程,以降低疾病严重程度,因此儿盟启动募款机制。

今年预计有40位宝宝(平均年龄在1.5岁以下)等待领养家庭,平均每位孩童等家的时间为258天(8.6个月),今年预计共需募集1500万的生活照顾基金,用于105年度金费使用。孩子的人权正义,需要整个社会共同伸出援手,让我们以简单且有能力範围内协助,可选择单笔捐款或定额捐款,帮助孩子在等家过程,获得基本妥善的照护。

「助我长大,帮我找家」捐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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